前几天看到一张在网上流传的照片，画面是城管刚刚洗劫过的现场，满地狼藉，小摊主坐在地上双目含泪，一辆满载胜利果实的城管执法车正准备离去。
小贩被城管追打，这本是中国城市里司空见惯的情景。但这张照片给网民们留下极深印象的，是画面中心一个身穿校服的孩子，十二三岁年纪，应是初中生模样，双手紧紧抓着准备开走的执法车后厢，扭头看着画面外的人群。
我相信每个看到这张照片的人，都忘不了这个孩子的眼神。那是一种什么眼神？是愤怒，是仇恨或是绝望？这些词似乎都无法准确地描绘其中所蕴含的让人心悸的成分。
这眼神我并不陌生。5年前的初夏，在湖北京山县殡仪馆，我也曾遇到比这更让人无法忘却的眼神，主角也是一个孩子，但比前述这张照片里的孩子要大几岁。
这是个在县城里长大的孩子，正在上高二，父亲是县城公安局巡警大队的教导员，母亲是县城医院里的会计。在湖北中部的这个小县城里，和那个被劫掠的小贩之子比较起来，这样的家境应该算是天壤之别了，无需担心温饱和学费，更少有白眼与欺凌，至少他的成长应该幸福得多。
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孩子的家庭支柱—父亲死了。这个二级警督是自杀的，吊死在离家数百公里外的武汉黄陂区，滠水河畔树林里的坟堆上。生前两天，他被省纪委叫去接受调查，起因是著名的佘祥林案发，那是1994年前的一起故意杀人案，在11年后的2005年，被害人重现人间，证明是一起冤案。
父亲被叫去纪委调查，是因为他是1994年佘祥林案县公安局专案组成员，案卷记载里，他是专案组十名成员里排名最末的一位。两天后，他母亲接到父亲最后一个电话，此后即再无消息。
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，是在他家里。我们架起摄像机采访他母亲的时候，这个16岁的孩子，一言不发，坐在餐桌一边的暗处，静静地听母亲讲述42岁父亲生前的最后时光。其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在上吊自杀处的一个墓碑上用割腕鲜血写下的三个字：我冤枉。
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孩子，是在京山县殡仪馆里。那天一早，该县400名警察前来帮助出殡。几天前，他父亲单位出面，将遗体运回京山，理由是“县局数百弟兄还想最后看一眼他们的潘教导员”。而他一身缟素的母亲，还在和家里的其他亲戚们坚持，如果组织上不给一个说法，如果没有警车开道，就绝不出殡，“我们是国家干部，死的又不是一个叫花子”。
出殡的时间终于到了，他父亲生前的领导，满头大汗中匆匆宣读完悼词，就铁青着脸指挥父亲生前的同事，在哭骂和诅咒声中，把扑在棺材身上阻止出殡的母亲和亲戚们一个个抬开，把装着父亲遗体的棺材高高抬起来，装进临时征用来做灵车的卡车后厢里。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们，三三两两地站在殡仪馆大门外拍摄。
一片混乱里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孩子。这个一脸稚意的高中生，始终不发一言，甚至没有流一滴泪。他一直捧着父亲的遗像，定定地杵在棺材前，他的眼神发直，不跟任何人说话，也不看周遭任何人，只是死死地看着父亲的遗体。
透过玻璃棺材盖，这个一身笔挺警服的前巡警大队教导员，脸色发黑，双目紧闭。周遭古怪的喧嚣与混乱，早已与他无关。只是，他能感受到16岁儿子的目光吗？
鞭炮声中，出殡的车队向着群山进发。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一幕，是这个孩子站在颠簸的灵车上，远处的单薄背影。
我不知道，有没有人告诉他，父亲到底为什么而死？到底谁该为父亲的死负责？办案的纪委吗？父亲生前专案组里的同事吗？那个冤案的主角佘祥林吗？他父亲有罪吗？有错吗？这里面的是非黑白，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。他不知道，我相信他周围的亲友也很难给他一个清晰的答案。甚至作为一个报道过这个案子的记者，我也不知道。
在那个鞭炮齐天的殡仪馆里，在那个混乱的早晨里，两个连环案的真相，连同那些参与者该厘清的责任，那些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该拥有的尊严，这一切，都淹没在混沌中。
可是那种发直的眼神，这段残酷的伤痛，伴随着分不清方向、找不到对象的仇恨与绝望，注定无法伴随他父亲的遗体一起埋葬在记忆里，注定要伴随他一起长大，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伤痛，正如那个小贩之子的成长记忆，总是会伴随着周遭世界里的暴力与阶层分化比照。
事情过去很久了，一闭上眼睛，我就会想起这两个孩子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这些年他们是否过得还好。
忍不住又想起2003年，同样是初夏，同样是殡仪馆里，同样是冰冷的尸体，同样是面对一群警察，一个痛失女儿的母亲，跪倒在地痛哭不已。那是在湖南湘潭，在互联网上轰动一时的女教师黄静案的发生地。
那年夏天，关于黄静死因的质疑呼声，在网络上达到最高潮。在征得当时湘潭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的同意后，黄静母亲和律师千辛万苦从广州请来了法医鉴定专家，准备对女儿的死因做新的尸检。到了设在殡仪馆的法医室，准备尸检时，突然出现了新变故，一位部门负责人以没先例为由坚持不肯开门。专家、律师和媒体记者们面面相觑之际，泪流满面的黄母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，拨通同意尸检的局长电话求援，尸检才得以继续。
尽管黄静案后来的结局，证明真相未必就站在黄妈妈这边。但7年前的这一幕，让我永难忘怀。这个瘦小的母亲，以一介弱女子之身，在长达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段里，奔走在京穗湘各地，和庞大的国家机器，和各级衙门各大机关各色人等做坚韧不拔不亢不卑的抗争，为后来的网络力量参与个案维权开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先例。我想，支撑她的精神力量，是为了查清真相，也是为了还女儿以尊严以及自己做人的尊严。
写到这里，我又忍不住想起另外一个母亲，一个不知姓名的母亲。那是几张同样在网上流传的照片。一个想进入重庆开县县政府上访的农妇，被几个保安拦出来。这个衣衫褴褛的农妇又跪倒在地上哭着试图爬进县政府大门。那几个身穿黄色军大衣的年轻保安，倒背着双手，嬉笑着用脚将这个年龄可以做他们母亲的女人再度弄出大门。
那个大门我并不陌生。重庆从来都是新闻多发地，开县又是新闻富矿中的富矿。2003年底的井喷事故中，2004年的活雷锋事件中，我都曾经几次和同事提着摄像机走进这个大门，和这些从农田里洗脚上岸的保安们开过玩笑，现在还能依稀记得他们脸上憨厚的笑容。
但这几张照片，却将我们生活的这世界里的残酷，人性中普遍的冷酷与麻木，在不经意间展露无遗。在这片崇尚丛林法则的世界里，我们总能看到彻底的不信任，看到仇恨的怒火，看到种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伤害权：强者在伤害弱者，强者又被更强者伤害，弱者还在互相伤害。
我们希望寻觅到可信赖的公平和正义，我们希望收获有尊严的人生：死去的人屈辱地离开，但愿活着的人不要在屈辱中活着，孩子不要在仇恨中长大，母亲不要在哭泣中跪下。
开县是刘伯承元帅的老家，建在县城一侧半山腰上的刘帅纪念陵园离那个县政府大门并不远。我不知道刘帅若地下有知，看到这番场景，会是何心情。
2010年03月04日 01:57时代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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